俄罗斯最著名的摇滚乐手之一、DDT乐队的灵魂尤里·舍夫丘克5月在家乡乌法的一场演唱会上说：乌克兰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正在死去，为了我们又一位凯撒的某些拿破仑式计划”。这位摇滚乐手讲话的另一部分虽不太适合形诸笔墨，但非常有力，也正是这句呼吁大家不要将祖国等同于国家领导人身体特定部位的话被广为转播。
俄罗斯当局对这些言论做出了回应，但这种回应是混乱的。巴什基尔警方决定对舍夫丘克提起行政诉讼，名目是“诋毁为保护俄罗斯及其公民的利益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动用俄罗斯武装力量”，但案件被移交给圣彼得堡法院后，后者又将其退回巴什基尔，因为“出警记录中没有描述违法行为，即未指出舍夫丘克到底是如何公开呼吁阻挠动用俄罗斯武装力量的”。然而案件并未结束，它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DDT的演唱会开始被取消——尤其是原定于6月1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乐队40周年纪念演唱会被推迟到明年6月，因为“组织者无法就活动与市政府达成协议”。
本文作者多年前曾目击了尤里·舍夫丘克如何有力地公开斥责了俄罗斯著名亲政府记者马克西姆·舍夫琴科。在2008年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他对这位宣传员说，他“从早到晚都在鼓动人们对乌克兰、格鲁吉亚发动战争，而这不是爱国主义，这是沙文主义”。
艺术家担心的事情最终都发生了——当年俄罗斯就袭击了格鲁吉亚，而对乌克兰的战争则始于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并在今年2月进入公开阶段。
当年舍夫丘克在论坛上发言后告诉我们：“孤身一人在战场者永远都是战士”[1]。如今在我们的访谈中，他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严厉地评价了俄罗斯对邻国的侵略，并就俄罗斯人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做出了自己的评价。
丹尼拉·加利佩罗维奇（以下简称加）：当局现在正在迫害您，因为您5月在乌法的演唱会上发表了反战言论。演唱会上，人们鼓掌、呐喊支持您的这番话。这有没有让您回想起苏联时代，人们在演唱会上鼓掌，然后政府来了，说您唱了或说了某些它不喜欢的东西？您有没有感觉苏联时代又回来了？
尤里·舍夫丘克（以下简称舍）：先顺带一提，我不久前考虑过这个问题，发生在我身上、我们乐队身上的这件不寻常事是不是时代的错乱。我们第一次在在乌法（您知道，我们的母港一直是乌法，是我们的故乡巴什基尔）办演出是在1982年5月的某天。当时我们在城里举办了第一场大规模非官方摇滚演唱会——设备和音响是从整个乌法找来的，在石油学院，后来那里出了许多寡头，那时学院工会委员会里有我们的兄弟。我们办了一场演唱会，然后我们就被封杀了。而整整40年后，同样是在乌法，在那场演唱会之后，我们也被禁止现场演出。也就说，相隔40年，我们再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加：那时他们也在开枪，但是在遥远的阿富汗开枪，现在开枪的地方近得多了。而当时锌皮棺材则是从阿富汗运往俄罗斯，就像现在一样。
舍：是的，当时因为《别开枪》这首歌我挨了整……我先是被叫去州委文化部，然后我被顺利开除出团，然后又被请去克格勃谈话。现在我面临着官司，但当时他们也在我面前挥舞着各种罪名，我记得是坐两三年的牢和流放两三年。他们说什么我们的人在阿富汗造幼儿园、文化设施等等，可你在这里唱《不要开枪》。而如今同样的事情发生了——40年后我们唱了同一首《别开枪》。
加：开战四个月以来，在您看来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您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哪些改变？
舍：我们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正是在乌法之前，我们在车里雅宾斯克和马格尼托戈尔斯克的两场演唱会都被禁了。乌法允许了，但乌法的演出结束后，我发现自己在化妆室里被执法机关派来的各色人等包围了。演唱会一结束！你背后有一万观众在喊：“DDT，舍夫丘克，尤拉！！！，我沿着走廊走去自己的化妆室——然后突然一个防暴警察出现在我右边，另一个出现在我左边，而且越来越多。我心想：“好吧，大概是保安吧。”我打开化妆室的门说：“都进来吧，我们快点合个影——我全身湿透了，我得换衣服。”回应我的是那种奇怪的冷笑：“我们有别的事。”他们走进来，谈了一个小时，签了些文件，读了出警记录等等。我给他们就战争与和平好好地上了一课。我给他们讲了那个关于“别开枪”的故事：“你们的同行们在40年前对我做出一样的控诉，只不过是为了另一场战争，结果五六年后，国家的政权就更迭了。而一旦现在的政权也更迭了，你们会做什么？你们去哪里工作？”他们陷入了深思。
关于周围生活的变化——四个月前，也就是在2月，所有人都感到震惊，许多人根本就不明白，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多数公民完全不知所措，处在一种沮丧、抑郁的状态。而如今走去录音棚的路上，我看到很多欢快的人——穿着短裤，骑着滑板车，一对对恋人。现在这场战争对他们来说已经变成了“阿战”——在某个遥远的地方进行。农村和工人街区的男孩们与各种级别的军官一起亡命战场，而城市生活依然平静。我们的普通人，我们的公民，既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也是为了不发生地狱式的认知失调，试图把它从脑海中抛开，不去想它，而是去想自己的家庭和工作等等。我知道在许多公司里，即使是受过相当教育的人也会说：“除了战争什么都可以谈”。这是个禁忌，一个不能触碰的话题。这就是四个月来发生的事情——起初是震惊，感觉发生了某种迫在眉睫的可怕悲剧，而现在它去了某个遥远的地方，是一场费解的、没人感兴趣的新“阿富汗”战争。
加：但区别在于，阿富汗战争十年才往苏联运了1.5万具棺材，而现在根据不同的数据，四个月就产生了同样乃至更多的棺材。而且那时还没有社交媒体，而现在网上贴满了讣告和“我们19岁的邻居英年早逝……”之类的故事。棺材不停地从乌克兰运往俄罗斯，这会对人产生影响吗？
舍：会，但棺材的洪流并不会触及到国民中最活跃的那部分城市人口——受教育程度最高，最爱反思时代和当下的那一部分人。棺材不会运去彼得堡和莫斯科，它们去的是农村。整个布里亚特草原上到处都是哀哭声，但没有人会在电视上播这些，于是悲剧就被局限个别地方，被遮盖起来，很少有人知道。当然，每个人都可以去了解，但还是因为自我保护本能，他们试图不去看，不去读，不去思考它。而我们的当局也学会了不要把这件事搞成什么高调的信息口实，“阵亡”和“战争”这个词一样被排除在语言外，成了被禁止的词语。但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是，我们俄罗斯人在阿富汗终究没有亲戚或朋友。而现在国内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在乌克兰有朋友和亲戚。这当然会改变情况，而且可以非常强烈地改变情况。人的内部关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们可以改变情况。
加：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俄罗斯在乌克兰做的事刷新了恐怖的下限。那些能接触到独立媒体的人已经看到了对马里乌波尔的所作所为，但您我在27年前就已在格罗兹尼看到了这一景象。您总是在自己的歌曲中拷问俄罗斯心灵，试图通过语言来揭示它，改善它，敲开它。为什么27年后俄罗斯又在重复同样的事情？
舍：这些意识形态猛犬被深深地埋藏着，它们已有几百年的历史。那些亲俄派曾大谈什么俄罗斯被欧洲俘虏了，我们是时候从欧洲的俘虏中解放出来了。所有那些杜金们和普罗汉诺夫们都来自那里。这种意识形态长期纠缠着克里姆林宫，那些书——伊林、基列耶夫斯基、阿克萨科夫等等——都被不断塞进去。我觉得一个普通的劳工是不会想这些事的，但在当权者那里一直在慢慢构思这一切。现在一切都走到了这个地步，一切都叠加起来，两个兄弟民族之间发生了战争。最主要的是，是我们在攻击他们——这真是骇人听闻！
我认为，我们大约有20—30%的人为此非常忧虑，其他人则沉默地等着看谁会赢。也有20%的人是彻底的，他们愿意为这条特殊道路而燃烧，甚至是在核战争的熔炉里，他们不怕。
而车臣战争则是叶利钦的帝国观念，这些东西也在他脑子里徘徊。毕竟他曾是派对书记，他和其他人一样，都是受这种教育长大的。当时有很多人反对这场战争，这是我第一次亲临战争，我对自己将要看到的一切还完全没有准备。后来这当然让我难过了很久。我做出的主要结论是——我实际上成了一个坚定不移的和平主义者。
舍：没有。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也被迫考虑过这个问题，但说实话，我不能想象自己在俄罗斯以外的任何地方。我在国外能做什么？我们可以来开演唱会，很可能也确实会来，但我爱自己的祖国。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一个爱国者，也许是另一类爱国者——国家指控我对祖国的爱是背叛，随便吧，反正我不是他们指控的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我的爱从未因此而消失。
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里，在我们的国家歌唱和平，因为欧洲和美国自有他们谈论、歌唱此事的人，但在俄罗斯却很少。这一点非常重要！当他们砍掉我们在这里的演唱会时，我当然感到非常失落。我们在十座城市演出，每到一处，我都会谈论战争与和平。我甚至在观众席举行了好几次投票、社会调查——谁支持和平，谁支持与乌克兰开战的请举手，结果与我们官方的民调截然相反。整个观众席都支持和平。这对我和大家来说都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在二月来到大厅——局势这般黑暗，让人在心理上非常沉重。他们突然发现他们全都在一起，他们为数众多，然后在演唱会结束时你能看到许多欣喜的目光。陌生人互相拥抱，体验到心灵的亲近，而在俄罗斯，认识到这一点对人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认为如今我们乐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我们的祖国所需。我们正在写一张新专辑。我写了一些新歌——它们充满了痛苦，它们是从痛苦中诞生的。也许有人会被这种痛苦所触动，因为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将战斗最后一刻。当然，如果他们把我逼到完全无法忍受的境地，那么我的确会考虑离开。
也许，我们的确没有被轰炸，但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可能更加可怕。他们正在把我们变成炮灰和禽兽，他们正在把我们的灵魂敲打出来，他们正在摧残我们的原则，他们正在摧残我们的精神和人格，就像在那些集中营里一样。而我觉得，这甚至比子弹呼啸更可怕。
加：您说道德选择和周围的压力、黑暗让人非常难受，但您也明白，这终究不是在没水、没暖气的地下室里躲一个月。乌克兰现在正遭受着可怕的折磨。活生生的人在那里受苦、惨死，这种感觉在多大程度上能渗透到俄罗斯？
舍：是的，那里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惨死。还有一个我们没讨论的层面——军人，我有很多朋友是军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在过去的任何一场冲突中变成过什么野兽，他们都对我说：“我为祖国服务，此外不服务任何人。”我与许多人争吵过，但与一些人至今仍维系着关系，因为他们和我一样，反对如今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的话对我来说非常珍贵，因为他们是军人，而他们说：“我们反对这场战争。”我当然不会说出他们的名字，但另一方面，他们确实为数不少。但我的军人朋友中也有不少人说：“是的，我们支持和平，但我们也惋惜我们的伙计们，我们必须支持他们。尤拉，你也该支持那些正被杀害的伙计们。”而当你告诉自己的朋友，现在不是乌军在杀害这些伙计们，而是我们的克里姆林宫政府在杀害他们，是它把他们派去了那里，可他就是听不进。就算用头撞墙他也听不进。这样的人也为数不少。我完全不和一些人讨论此事，这样才能保留一些……至少还能互祝新年快乐吧。也有些人和我完全决裂了，就是这样。
加：但一些人曾和您在同一个舞台上演出，现在却一个劲地为战争欢呼。您怎么看他们？
舍：我有如下信息：有100个俄罗斯受欢迎的摇滚乐队接受过意见调查，我想其中同意在Z字旗下演出的乐队大概有四到六个，其他乐队都拒绝了。这说明什么？还有些人玩的就不是摇滚乐，他们只是在弹电吉他而已，我们就不要算上他们了，他们只是在弹电吉他，这不是摇滚乐。
加：您刚才谈到了新歌，它们非常重要。在这次采访前，我们像老熟人一样交谈，您说其中一首新歌里会有这么一句：“祖国，回家吧！”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
舍：是的，这是首新歌。我们现在正在创作它。我觉得，这是当下最重要的一句话。现在得谈论乃至思考，之后会发生什么——任何战争都会结束，然后从各地回来的又会是些什么人。我也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仿佛情况还不够糟似的。
加：与此同时，您谈到的那些困难在俄罗斯才刚刚开始——所有世界领先的公司都在离开，许多人都预测国家将会陷入贫困，经济将崩溃。
舍：是的，这只是开始，我们都看到并感受到这一点了。另一方面，现在我们每个人都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会发生什么，就让它发生吧。一切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知道我应该努力让这一切尽快结束。我和我的乐队将为此而战。如果每个人都试一试这么做，也许在我们的访谈结束前它就已结束了。